台大與我
蘇仲卿
一、進入台大之前
我出生於1928年，今（2002）年10月滿74歲。1945年3月，剛考進台北高等學校就全校師生被日本軍隊拉去當「學徒兵」，挨過四個多月極端營養缺乏日子之後罹患急性瘧疾，被扛進設在板橋國小的臨時陸軍醫院，雖然軍隊才有的猛藥救活了一命，出院時已經失去入伍時體重三分之一，可以說一條命是自鬼門關硬拉回來的；沒有想到未滿17歲時撈回來的命，延續到現在已有57年之久，而在這漫長半個多世紀歲月裡，能維持尚可體能，且一直未離開台大生活圈，非常幸運。
我出生於台北縣瑞芳鎮九份。九份產黃金，我幼年時代產量到達尖峰。黃金吸引人；被吸引的人有好有壞。好人必要集資、競標採掘權、拜土地公祈好運（九份有可能是世界最大的土地公廟）、辛苦開採；運氣好可以一獲千金，運氣不好老本無回。壞人以搶劫做無本生意，所以，搶劫案件的風風雨雨，時有所聞，在我幼小心靈留下美國西部電影般印象。開採金礦，除了資本與運氣之外，還要有一些礦物與地質學及工程學的修養；我父親大概具有這等條件，所以，能以金礦收入送他兒女到台北唸書；他終生以兒女唸書成就不錯而快樂，而對他的快樂，我要表示終生的感恩。金礦開採經營起落大，假如沒有母親接辦祖父留下的雜貨生意作為後盾，父親可能也沒有辦法繼續金礦的經營。
我的小學六年有五年在「九份公學校」上，只有四年級的時候，陪小學六年級大哥與「三高女」三年級大姐在台北就學，上「老松公學校」；公學校畢業以後，我的就學地一直是台北； 1946年進入台大農化系之前，唸過的學校有台北州立第四中學 (1941-5)與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科乙類 (1945-6)。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科乙類是日治時代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必經門徑之一，可見，在1945年之前，我以學醫為目標。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殖民地統治之後，給我是否必要繼續學醫的反省。在殖民地環境之下，當一位醫生是許多知識分子的願望，但是脫離殖民地統治之後呢？
二、為什麼唸農化？
我們畢業於台北高等學校時都被保送入學台大。被拉去當學徒兵時，理科乙類一班不到五十個學生中，台灣人只有十多個，其他都是日本人。戰後，日本人被遣回日本，但是有一批原來在台灣招募、要就學於日本各地高等學校的學生被匯入，所以，因中日兩國學制不同而提早於1946年7月畢業時，一班有五十多個，其中選擇台大醫科為大多數；唸醫科以外有農學院獸醫系鄭清木、農經系黃際鍊、農化系蘇楠榮、吳碧鏗、李南虢、江毓西和我，及理學院化學系楊昭華，植物系吳嘉熹，動物系葉大鵬等十人。
是否繼續學醫的決定難做，1946年的夏天我沒有去學校辦理學系選擇，於是，我的一位好友替我登記在醫學系。秋天開學時，我已經決定根據我學問上的喜愛化學與生物學選了農化系，而一開學就在大約只有60名的「農學院班」上課。當年，殖民地時代喜歡唸醫的風氣依舊，醫學系學生多到必要分兩班（M1與M2，一班大約80人）上課，而高等學校來的都被分配在M1班。同學們以為我有事故不來校上課，所以，每課點名時，都有好友代我「報到」。另一方面，「農學院班」沒有點名，所以，我不留意學籍問題；一直到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天，在校內與M1的朋友相遇，瞭解情況之後，才發覺必要趕快辦理轉院手續。當時註冊組長是蘇薌雨先生，他一聽到我要辦理轉院手續，立刻說不可以，讓我嚇了一跳；但是聽到他說，想要轉進醫學院的太多了之後才寬心，報告他我是想由醫學院轉到農學院的。他破顏一笑叫我留下名字，並說什麼手續都不必辦，從明天起我的名字就會在農化系點名簿之上。口頭報告就辦通轉院手續，我相信，在台大應該是空前絕後，但是，我在醫學系在籍一個月，大概也沒有正式記錄留下來吧。
醫學與農化之間的選擇，除了「生活手段」、「時局變遷」與「學術興趣」因素之外，實際上還有其背後更大、更基本的理由。我要進入台大直前，父親健康劣化必要住院，又戰時金礦開採停頓，一切生活必需品被統制配給，母親做小生意的路也斷絕，經過幾年只有支出無收入情況下，家裡替我負擔學費的能力已經消失。
高等學校的德文教授瀧澤壽一（Takizawa Jyuiti）老師，是我當「學徒兵」時候同隊同班的「戰友」；在日本軍隊不尋常環境之下，他不畏怖行為低劣長官而愛護學生的許多言動，讓我非常感動。退伍還校之後，他當我們宿舍「七星寮」的舍監，給寮生的我許多幫忙。我能以半工半讀方式畢業於台大，可以說是遵守了他的教訓並獲得他協助的結果。他瞭解我的困境之後，講以下的話：「人，是有生命才有一切行為。比起活命，做學問並不重要。生活有餘裕，才能做學問。因此，你要先解決生活的問題，再看有否做學問的空間」。為此，他提供了打工工具（如板車，去替書局搬運書）給我，最後，透過他好友辜振甫先生的介紹，讓我能在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先生當社長的民報社擔任校對員。校對是晚上的工作，雖然要從晚上八點熬到清早一、兩點，因為報社提供值夜室讓我睡覺，對於上學沒有妨害。於是，1946年的春天，我找到了生活與學問兩立之道。
在這樣條件之下，我認為不會有充足時間唸好與管人命相關的醫學，更何況，醫學是不能「自修」的、而是經驗的傳授佔很大部份。假如我學習的是我喜歡的學門而不像醫學那麼嚴肅到與人命相關，其學習成果的好壞只影響成績的高低而已，而假如沒有時間上課，也有自修之道來彌補。所以，我之選擇農化，並沒有什麼大理想，而只是在求生活意念之下，找出來的符合自己興趣與能力的一種結論，並且有蘇楠榮等好友的選擇做為榜樣而已。
三、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活
假如228事件沒有發生，我應該是擔任民報社校對到畢業於農化系；但是，228事件讓林茂生先生的身影從我們的眼前永久消失，民報社也不得不解散消滅，當然，大一的我也失去了維生之道。說也很巧，當時因為大哥就任新莊國小的教職，我們全家住在新莊國小的教員宿舍，所以，我以新莊為行動基地。新莊有兩所小學，則分別以本島與日本學童為對象的「公學校」與「小學校」。後者因日本人離開而廢，但是，利用該校校地與校舍，成立了「新莊初級中學」。新莊初中創校校長鄭聯銘先生，是新莊出身的大才子。他由新莊小學、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與高等科，考進日本東京帝大法科，在學中就及格於日本高等文官考試，戰後回台前一直就業於日本大公司古河電工。因為初中是新設的，教師缺乏；我的日制高等學校畢業資格，可以當中學的「代用教師」，於是，1947年的秋天開始，我得到台北縣政府教育局任用令，就任新莊初中專任代用教師，到農化系畢業為止。
我在新莊初中教那一些課？因有在台灣師院理化系唸書的李先生就職在先，所以我的拿手課化學不會輪到我教。說起來很慚愧，我教過的包括英文、數學、博物，以及畢業補習班的物理學計算習題，除了博物之外，都與我的專攻無太多關係。還好，物理與數學亦是我所喜愛，最大問題在英文。我中學四年之後半段，日人將英文叫做「敵性語言」，不但減少上課時間，假如有上級命令要出「奉仕作業」任務，首先被犧牲的就是英文課。日人這樣的態度，讓我深深感受到，他們雖然也知道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的話，卻因胸襟狹窄，誤了不少正道。
高等學校理科乙類的「第一外語」是德文，所以，有文法與作文、閱讀與翻譯、會話的三位老師教；又因為學生的志願以醫學為大宗，亦有拉丁文課，但是英文只有第二外語的地位，上課時數不及德文的一半。戰後將是英文世界已經很明顯，所以，日人老師們依舊規矩安排課程表，讓我有危機感。實際上，日本統治終止所帶來衝擊之大，莫過於「國語」由日語轉變為「北京話」。雖然日人教的「漢文」基礎，可以讓我猜懂「中語文章」，但是以我的台灣話基礎，完全聽不懂北京話，更何況，當時由大陸帶進台灣來的「國語」可以說有五花八門的地方腔調。所以，1945年秋天，我參加了一個月的北京話補習班。該班老師是「台北商業高等專門學校」（當時已經決定編入為新設台大「法商學院」的一部份）的一位日人北京話教授，我從他學到注音符號的使用方法，以及北京話語音的使用原則。我現在能使用注音符號打電腦寫這一篇文章，也許是當年付出去的學費太貴，讓我餓肚子幾天的記憶難忘的後果吧！
懂得注音符號的使用，我就可以靠字典學習國語；另一方面，為要瞭解三民主義，並熟練白話文閱讀，我以將近三個月時間，唸完一本相當厚的「三民主義講義」。有了這等預備工作，在1946年農曆新年開始的民報社校對工作才得勝任。適應國語問題約略解決之後，開始考慮如何補強英文。第一步是根據已有的英文知識，徹底磨練英文萬國音標的使用方法，其基本理念與學習注音符號相同。高等學校畢業後的暑假裡，我唸完了一本日人寫的一大部「中國通史」，以及初、中級英文文法書各一本；其後有機會就以字典為工具，多唸英文。所以，當被告要教初中英文時，雖然心裡不安，亦有可以一試的雄心。
心裡有疑問的事項，就不能在課堂裡教給學生。所以，我在初中教課的歷程，也是我徹底溫習中學數學與英文的機會。我發現，將自己獲得命題答案的經過告訴學生，是最好的教學法。這一事實顯示，英文與數學都是我使用於瞭解或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深入研究的對象，所以我對它們並沒有「飛躍性」「天才」思考，因此，學生容易依循我的思考路線獲得答案。
當初中全時教師，當然會與全時大學生的課程表發生衝突。當時農化系還有不少日人留下的研究與教學資源。所以，假如有老師擔任，就有很不錯的實驗課開辦。實驗課不得自修；獲得鄭聯銘校長的諒解，我安排了實驗課絕不缺席的時間表；課堂課盡量上，但是如與初中上課不能避免衝突就要蹺課了。因此，農化系二年級以上的課堂課，被我蹺掉的大概有一半以上。瞭解我的困境而給我很大支持的是蘇楠榮與吳碧鏗兩位同學。每次蹺課了以後，都依靠他們（特別是蘇楠榮）的筆記瞭解課程內容，然後找參考書唸。用這樣的作法，我唸了不少專門書籍，其中，如Russell的Soil conditions and plant growth給我非常大的印象和影響，櫻井芳人的榮養學（日語不叫做營養學）給我比老師的授課內容更明確的營養學知識，許多儀器分析的專書，包括一本很厚的「pH測定的方法與理論」，讓我瞭解許多儀器分析技術的可能應用範圍。
因為教書唸書雙邊忙，我對成績分數有不在乎的態度。四年級第二學期註冊時，我才對手上拿到的成績簿做了仔細審視，因為那是看那一本成績簿的最後機會。忽然間發現了一件不合理現象；我在第二年級上的都是相當重的基本課，如有機化學、理論化學、土壤學等，而這等課程的平均分數，比每一課得分都低。我將此事報告註冊組女組長，她怪我不早報告，但是同意重新計算更正。有此更正，我的畢業平均成績大約提昇了三分，變成班上第一名，因而獲得留校當助教的機會，但是這是後話。
四、大學四年中難忘的人與事
難忘的，有的美好，有的不美好。但是，不管美好或不美好，難忘的人與事，都成為我以後做事上，應該與不應該的榜樣。
教我們實驗課的老師們，有本國人，也有日本人，但是，不管是那一國人，他們都非常熱誠地教導我們。
定性與定量分析化學由顏滄濤老師教。他發的講義是由剛來自大陸當助教的劉柏齡老師刻鋼板印刷。顏老師每次都等到最後一個學生離開實驗室（現在的第一會議室後面的紅磚平房），才回去二號館三樓的肥料學研究室。他的親切待人，熱心教導，不多言，但言必中肯，是我以後當教師好榜樣之一。
肥料分析化學由徐水泉老師教。因為已經上過定量分析化學，所以此課的新鮮度較低，但是實用性高。教過我們之後不久，徐老師被邀去當省農試所所長很長一段時間而去世於任上。我們同班有一位專攻肥料學的吳奇生同學禿頭；徐老師為人樸素，一點架子都沒有，常與同學們平坐吃便當。外人來拜望徐老師時，常將吳同學誤為徐老師，徐老師卻全不為意，是我們班上流傳的綺譚。
土壤學實驗，講解部份，由陳振鐸老師、實驗室的管照由當助教的張仲民老師與當技士的魏金塗先生擔任。所做的實驗都與土壤物理性質測定相關。土壤學實驗室的管理整然，是一個實驗室經營的好榜樣。
植物生理學實驗由日本人相馬（Souma）老師教。他所建立的光合成光暗兩反應交互作用的動力學研究設備示範，讓我頭一次認知什麼是實驗科學研究；又他教的組織化學(histochemistry)技術，給我的研究策略思考有很大影響。
微生物學與實驗，由日本人吉村（Yoshimura）老師教。他用英文打字機刻蠟紙，油印一百多頁（大張）的講義給我們，實驗手冊另外。他所教的微生物實驗技術，成為後來使用分子生物學研究技術的紮實基礎。
理論化學實驗由化學系潘貫教授開授，實場指導是林瑞摓老師。我們這一班，大概是農化系上過化學系所開授理論化學實驗的最後一班。化學測定實驗條件的調控技術，是我學到的重點，成為設計學士論文實驗，以及幫助生化研究室同學裝設一些精密測定設備的基礎。
理論化學實驗以外，其他所有化學相關實驗都由農化系自開。有機化學實驗是剛升任講師的陳玉麟老師開授。雖然做的實驗不多，一些有機合成的經驗很有用。農產品分析是農化的必修，是楊祖馨與陳玉麟老師合開。陳老師與我們年紀近，又大家都在為適應中國國語環境而奮鬥的時段，於是，日、台、中、英、德五種語言的混用普遍，難免引起大陸來同學的抱怨。我很羨慕陳老師的真誠散發的親和力。
周大瑤先生是當時的台糖公司總工程師，農化系兼任教授，教化工機械；因專長所在，以糖廠為教材。1949年春假期間，他介紹我們到糖廠實習一個月，吃住由糖廠照顧。我被分配到虎尾；虎尾有一、二兩廠，可學習的範圍較大。周老師編有非常仔細的實習手冊，按照手冊指引進行實習，寫出報告，就可以對實習糖廠的運作系統有相當透徹的瞭解。在該手冊的註腳中，提到北港糖廠有別廠沒有的Oliver filter；為了一看它的廬山真面目，我化了一天來回於虎尾與北港，結果，我的實習報告包含三個糖廠。記得周老師給我的報告書很好評語。我對於食品工廠有所瞭解，都來自此一實習的經驗。
我入學台大的時候，有幾位台北高等學校的前輩當農化系老師，則肥料學的徐水泉老師、營養學的楊祖馨老師、製糖化學的謝伯東老師。主持生物化學的何芳陔老師是到了1949年，才自東北長春脫出共產黨的圍城回到台灣。這幾位前輩，都是帝大時代「農藝化學科」的畢業生，他們大學部的專攻學門與後來主持單位不同的是何芳陔（食品化學）與楊祖馨（製糖化學）兩位。
楊祖馨老師和我的因緣可以說很不尋常。和他第一次接觸是大一的時候。楊老大爺去世出殯典禮上，有農化系學生代表上弔辭的要求。因為我在民報社當內勤記者（校對的頭銜），所以被同學們誤認可勝任。我請教報社裡老先生們修改文稿，勉強以台語完成任務。以後，楊老師主持的營養研究室成為我在校本部的落腳點，而他開放給我們的大實驗室裡有很大的書櫃，裡頭有關研究方法與儀器相關的大部叢書，成為我閱讀的喜愛。大一的暑假，也是因228事件失業時段，楊老師招呼我們幾個台北高等學校的後輩，做化學實驗的基本訓練。後來，專攻營養研究室做學士論文的四個學生之中，包括我的三個參加過那一夏天的活動。
楊老師校外活動多，其中一項和大同公司當時所設食品（味精）化工廠有關。新莊初中的鄭校長是我時常請益的對象，而我在新莊初中服務一年之後，鄭校長被林挺生先生邀去當大同公司總經理。不巧，我的畢業論文快要完成時段，楊老師和大同公司的關係，似乎發生某一些對他不利的變故，而他懷疑我與鄭校長相當親密的關係與那一變故有關；這一內幕消息是我大學畢業以後才得自鄭先生。
系主任陳振鐸老師管制畢業論文交卷日期很嚴，我經過幾次徹夜趕出的論文實驗報告，於系主任所定限期的一個多月前交給楊老師請他指導改正，但是一直沒有下文；其他三位同學比我晚交，卻都立刻獲得他的認可。我記得論文期限日是一個星期一，在其直前的星期六上午，我向楊老師報告已經沒有時間再等他批閱我的論文。他對我的論文實驗隻字不提，卻開始考驗和我的論文題目有關的「膠體化學」知識。我知道楊老師在製糖化學研究室當助手時代所做糖蜜中膠體物質的研究經過，又剛唸完一本新的膠體化學專書，所以提出的回答都相當切實。大約半小時口試之後，他不說可或否，將我的論文草稿丟回就離席。該論文草稿是用英文寫的，楊老師沒有動過一個字。當天回家之後，獲得大哥的幫忙，趕了兩天一夜的騰寫與製表畫圖各三份，才能於星期一上午得到楊老師的簽字，下午完成交卷手續。
楊老師開始對我不友善有前兆。當我已經完成實驗工作而離開交論文限期不到兩個月的時候，他忽然間教我更改論文題目而重新做起。我的論文實驗是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從自己動手修理儀器，建立實驗設備開始，有時必要日以繼夜陪伴反應器的順利運作才完成的，將它丟棄重新再做絕對不可能。救我困境的是系定論文題目註冊制度。在此一制度之下，楊老師不得不撤銷他的要求。此一論文事件有一後話。我畢業後的第一年，中華農學會在台灣第一次舉辦大型學會。楊老師將我們幾個的畢業論文提出去發表，被接受的只有我的。從農學院編印的教師著作目錄，可以發現該論文的主作者不是我。
前面說明過，我唸書策略的一部份是多讀參考書。何芳陔老師是我們升四年級時才到校。我們的生物化學課已經由兩位日人老師三宅捷（Miyake Suguru）與金兵忠雄(Kinpyo Tadao)上完。所以何老師給我們開授「酵素化學」。他的上課速度非常慢，我讀有關參考書的進展速度與範圍，比他講的又快又大。結果，我的酵素化學考試得分全班最低，成績是全學年唯一的最低分60；這是我的唸書方法以近於不及格分數被否定的唯一經驗。
五、得以留校當助教的經過
我們交完畢業論文，確定能畢業以後，楊祖馨老師說要給我們介紹工作。有一天下午，他帶我們四個專攻生一起到省農林處（還沒有升格為廳）拜望徐慶鐘處長。叫我們在外面等待，他一個人進去處長辦公室，長談一陣子之後，出來告訴我們確定了李南虢、江毓西兩位在農林處的職位。農林處位於現在的立法院地址，我們就近到「城內」的一家日本餐廳舉行慶功謝師宴。第二次，只帶剩下的兩個，重複第一次的過程，但是確定的只有廖德恆同學在台中農改場的職位。對參加兩次慶功謝師宴的我，楊老師不再說要帶我去任何地方介紹工作。
徐慶鐘先生是台北高等學校與台大都是第一屆畢業的大前輩，與楊老師不但有前後屆同學之誼，又有帝大農學部同事之緣分。日治時代，做學者的都是家裡要有財產做後盾，而徐、楊兩位前輩都有這樣的條件。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是窮光蛋一個，但是，認為在大學裡求科學上的發展才符合我一生的志業。偏重現實看法的母親反對我的主張，較為理想主義的父親不反對我的意願。楊老師不再理會我以後，我開始注意系裡有否助教缺，而發現在每一個研究室可以有一個助教條件下，只有肥料與製糖研究室有缺。肥料學不是我的志願，所以我去拜望謝伯東老師，發現他已經決定採用自己研究室的專攻生蔡先沃同學。不久，蔡同學改變志願就業於台糖公司，但是其缺被轉給生化專攻生廖運鎬同學而與我無緣。
1950年夏天，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辦理了一個月的、當年大專畢業生的「就業訓練班」，以分配職業。班址設在舊台北高等學校禮堂（台北高等學校已經被廢校，原址設立了台灣師院），參加人數約九百，我也參加。在訓練活動之一的論文比賽，我獲得了五名以內有獎名次，大概是「假如能獲得可以當一生事業的職業最幸福」的觀點得到了評審人的同感。結訓的最後週末是「指導員面談」，聽早結束面談同學說是要不要加入國民黨及希望就業的對象為面談的兩大要點。
我在民報社服務時，有一位台北高校兩年前輩「詹致遠」先生從大陸回來，註冊於台大，晚上在民報社和我一樣當校對。有一次他告訴我：「無論誰取得政權，將來的中國非常需要理農工科的人才。現在參加政治活動，隨時都有丟命的可能，你要遠離它」。詹前輩（現在的大名是吳克泰）的教誨記憶猶新，所以，我的面談只被問一個問題，我回答簡單的一個「不」字就結束。訓練班的最後一天，我被告知，台灣紙業公司羅東廠將是我要就職的地方。訓練班結業典禮後的傍晚，我懷著無限落寞心情，望曾經住過一年多的「七星寮」方向走，想對給我許多青春的感動與回憶的宿舍說再見。假如我沒有興起這樣的傷感情緒（sentimentalism），我相信我不會在台大服務。
七星寮在現在的台灣師大校本部校區的東邊，接近溫州街台大教師宿舍區。我們的系主任陳振鐸老師，似乎是由宿舍區走到師大校區散步，與我在路上相遇。他親切地問我訓練班的情況以及我被分配到的服務地。我告訴他我的志願是留校當助教，是否陳老師能給我機會。頓一陣子之後，他告訴我，八月一日到校看他。
1960年秋天，我從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唸完博士課程回校後，農化系舉辦了一場我的論文發表會。陳老師介紹我說，十年前他向傅斯年校長報告，有一位畢業生，雖然半工半讀還能以班上第一名畢業，他希望留校當助教，但是沒有缺。校長馬上答應給一個名額。十年前的那一位新任助教，就是本系頭一個帶職進修，修完博士學位的今天的演講人。陳老師這一段話，給我很大感動之外，也讓我想起1950年8月1日，在系辦公室我們兩人之間的對話。他告訴我，第一、學校為了加強基礎課程「生物化學」的教學與研究，給生化研究室第二個助教名額；第二、必要立刻辭去新莊初中的教職而專心於本職。他為什麼知道我在新莊初中教書，我不敢向他請教，所以，到現在還是一個謎。當時我對陳老師答應絕不兼兩個薪資職位的話，我一生都沒有違背。我從1962年8月到現在，合聘於中央研究院，當過研究員、組長、籌備處主任、所長等職位，但是薪水都只有台大給的一份。
六、出國進修之前
A.
想以當研究生脫離「雜務助教」之苦
我向主管生化研究室的何芳陔老師報到的時候，他下達如下命令：1)不做研究，但是要管研究室的一切事務性工作（研究工作由一年前輩許江漢助教擔任）；籌備並開辦「生化學生實驗」。這一工作安排，於1951年許江漢先生因故辭職，新畢業的張為憲先生接任後，也沒有調整。
1950年夏天，我翻遍了研究室與系圖書室的日、英、德文資料，開始設計生化學生實驗課的內容：但是，都找不到應該最有參考價值的日治時代學生實驗資料。所以，我只得依據日本東京與京都兩大學的生化實驗手冊，日人生化教授發表於「熱帶農學會誌」約十篇的「碳水化合物研究法」，以及研究室庫存藥品與器材，編寫了每週一次一個學期的實驗手冊。獲得何老師同意後，一面刻鋼板，一面配藥、裝置設備、閱讀書籍解開實驗操作上的疑問，完成試做工作。經過將近一個半月的日夜奮鬥，得以開始戰後第一堂生化學生實驗課程。
戰後有好幾年，研究與教學的運作只有日人留下的資源可用。傅斯年校長爭取了一些經費，向日本進口一批教學用器材，以及由大陸撤運到台灣的一些美援圖書儀器設備，是唯一的新資源；但是，前者以支援大一課程為主，後者不是有計畫的支援，對於生化學生實驗課沒有多大幫助。但是，主要以日人留下的資源，並利用分配到生化研究室的一套標準電阻組及一個標準電池，裝設了一套氫電極pH測定器與其他目的之電橋設備，在生化實驗課上示範，這是得自教植物生理學實驗課相馬老師的啟示。
在何老師命令之下，我沒有做研究計畫的機會，所以被同仁們戲稱為「雜務助教」。兩學期雜務工作下來，我想非衝破此一僵局不可。當助教才對農化系的實態有較多認識的我，發現農化研究所的存在。我下了回復半工半讀決心，向陳系主任報告要辭職報考農化研究所。很意外的是，陳老師說他很高興我想唸研究所，但是不必辭職，可以「半時助教」的身分維持研究生與助教雙種身份。他的這幾句話，讓我感激不知如何回答良久。
B.
半時助教的工作
前面已經提過，1951年開始，我雖然有研究生身分，「雜務助教」的工作依舊；學生實驗的授課、學生論文實驗的照顧、論文初稿的修改等教師工作之外，從實驗室水電的經常維修到每一個月跑出納組一次，替何老師借支薪水都是我的份內工作。
既然是研究生，當然要做學位論文研究。請示何老師論文題目，他給我的回答是自己定。在生化研究室一年，我已經唸遍了日人留下的研究報告，其中有關紅海藻紫菜含有自由低分子醣是D型半乳糖，得自聚醣水解物的卻是DL型半乳糖的發現最引起我的興趣；又找到在不同色光下培養的紫菜呈現不同顏色的文獻，並且，研究室的儀器設備中、有一套買自美國Corning公司的20 x 20 cm 大濾光板組。將這等事項綜合起來，我自訂的研究題目是「在不同波長光照下紫菜醣類成分有何變化」。當時，美國加州大學Melvin Calvin一派的光合成生化研究中，證明蔗糖是最初產生的穩定性醣。但是紫菜的情況似乎完全不同。Calvin等人是使用當時最先進的「碳同位素追蹤」技術，不是一個停留在1930年代研究環境的小半時助教可望其背的，可是這是我能想出來的最佳問題。以現在的知識判斷，也許可以看到一些定量上的差異，可是絕不可能看到光合成生化機轉的奧妙。
為要做此一實驗，新鮮活海藻是必須材料。當時軍政從大陸撤退不久，海防嚴密；我第一次帶著一套工具到福隆海邊採樣，遭遇到海防部隊的干擾。錢思亮校長為了我的安全，不同意撥函軍方發行海邊通行證，於是，我必要改變論文題目。碩士學位完成且時局穩定後，我證明了紫菜不含有還原醣，日人所看到的自由型D-半乳糖，是甘油和D-半乳糖組成的非還原性floridoside （α-D-galactopyranosyl 1-glycerol）的分解產物。這一發現，成為後來我在加州大學所做博士論文的基礎知識。
因使用活材料的真正生化實驗作不到，我轉向考慮一定做得到的實驗題目。帝大時代的生化研究室以醣化學為研究重點，所有研究資源都以滿足相關工作而建立。何老師在東北滿州「大陸科學院」服務時代的研究主題是「油脂化學」，回台後的論文發表無一與油脂化學相關，給學生做的論文題目以醣類為主，推想也是環境限制所致。我所準備學生實驗的一個項目是「醣類的一般反應」，當時一般採用的是使用濃硫酸和α-naphtol的Molisch氏反應，特異性好，但是反應系不均一，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我在新到的Analytical Chemistry學刊上看到濃硫酸和anthrone的反應系均一，能定性又能定量。雖然當時沒有市販anthrone，一查文獻就發現其合成容易。於是，anthrone反應成為我所擔任生化實驗課的一部份。anthrone反應被發現以後，有不少定量方法的報告出現，都報導說有對自由葡萄糖與葡萄聚醣的當量呈色率相同的優點，但是對不同的六碳醣的呈色率差異大，又不能使用於五碳醣。根據這等知識，我定了anthrone反應為研究論文的主題，完成了一篇後來發表於中國化學會誌的「主論文」；另外，在海防部隊的刺刀圍繞下採得的幾種新鮮海藻不含有「還原醣」的實驗結果為「副論文」。
anthrone反應和floridoside的分離鑑定結果在中國化學會誌的發表，是我頭一次得到的英文刊物論文寫作訓練。當時中國化學會誌主編是台大教務長張儀尊老師。他親自修改稿件又加註意見，對我的裨益非常大。我後來在加州大學寫學位論文，以及根據它寫三篇學刊報告，都沒有麻煩美國老師們做太多修改，雖然與加大女秘書們高超打字技術有關，我自認是得自張教務長的訓練關係最大。
C.
結婚生子
有一天何老師叫我去，吩咐能否替三位化學系與一位植物系女同學安排生化實驗課，那是我和我內人王瑤瑟的頭一次見面。她是植物系三年級；植物系唸的人少，三年級全班只有二人。當時，我全家自新莊搬家到三重埔，她家住在靠近第一劇場的延平北路。因公共交通工具不多，我們都搭一路公車自台大到台北火車站，然後走路回家。開始時，只有在課堂見面，慢慢熟了以後，他帶我回家見她雙親。他們都好像不太喜歡我是一個窮光蛋；他父親與杜聰明先生家有姻親關係，所以問我，將來的目標是像杜先生一樣的「名」或是「財」。我答以唸研究所的目的，當然是以學問上的「功業」為目的。經過這樣的來往，1953年的12月，也是內人畢業當植物系助教一年多後，我們結婚了。我內人的指導教授是于景讓老師。根據當時台大配住宿舍規定，夫妻都是本校教職員，則分配宿舍點數是一人的全點數加上另一人點數的一半。我們兩個助教結婚後點數加算起來，比一位初任教授還要多。結婚時，在現時捷運站臨邊學生宿舍的地皮上新蓋了幾棟教職員宿舍。于老師告訴我們，他已經替我們申請到那幾棟新蓋宿舍中的一棟。我們先在芳蘭山邊陳家租了一個房子。但是，那一些新宿舍房子蓋好，被分配的大都是教務、總務處職員，顯然校定辦法沒有被尊重。我們在芳蘭山跼住到1955年我們的大兒子出生半年後，才得搬進了基隆路3段155巷的12坪新蓋小宿舍。
半時助教的碩士修學年期是三年，所以，我在1954年6月畢業。畢業的同年，何老師叫我接開酵素化學課，1955年8月升為講師。為何全班酵素化學成績最低的我而不是他的得意門生張為憲先生，被何老師看上接酵素化學課，是他留下給我的一個謎。
1954年碩士班畢業到1958年出國進修的四年間，我的工作是教酵素化學、繼續承辦學生實驗課、照顧研究室內學生論文的實驗與撰寫、以及研究室的行政雜務。在這期間，特別要記下列幾項事情：
1.
1956年內人雖然已經在植物系服務滿四年，負擔普通植物學實驗教學並在于景讓老師指導下完成了一篇研究論文，發表於植物系學刊Taiwania（內人交英文稿，于老師改為德文刊登），已符合升等為講師的條件，卻因認為照顧兒子要緊，辭去助教職位。這一舉雖然嚴重地影響家庭經濟，卻讓我有更多時間投入於工作。
2.
半時助教的時候開始的儀器修復、組合與製造（Pulfrich photometer, Nutting spectrophotometer, Warburg respirometer, microbalance, fraction collector等），微量化學實驗技術的建立等工作的完成；農復會補助的Beckman DU UV-VIS spectrophotometer (加上flame photometry attachment)之購置與裝設。農復會補助台大農學院的經費，分到農化系每一個研究室只有1,500美元，夠買pH meter等小型儀器幾件與玻璃器具等；我說服何老師，放棄買小件東西，只買一套DU，他同意但與院方的交涉要我去做；這是我一個小助教與院長認識的機緣。
3.
1956年被選為農學院與美國加州大學(UC Berkeley)合作計畫下，第二批進修人員之一，開始接受出國前英文訓練。我被選拔的理由，農化系主任推薦之外，大概是透過雜務助教的工作，承擔與加大合作計畫有關事務，獲得農學院馬保之院長與加大顧問團Geoffrey Bodman教授知遇的關係。Bodman教授是陳振鐸老師留美時老師，我的留美進修期間受他的照顧非常多。
4.
唸農化研究所的同學開始增加；與廖述宗、楊祥發、林朝彥、巫雅禎等優秀同學們的切磋琢磨裨益很大。
5.
floridoside的研究成果，與UC Berkeley的W. Z Hassid教授的研究有關，去函請益，成為我到他的研究室攻讀學位論文的機緣。聽說是台大與加大的合約發生變卦，於1957年赴加大進修的預定未能實現，拖延到1958年才成行。我離開國門時，我們的大女兒還沒有周歲。
七、加大的兩年
A.
自台北到加州之路
1958年夏天，國際海藻學會在愛爾蘭西部Galway城舉辦國際海藻學術研討會，給我邀請函。因為台大與加大的合作是美國援外計畫的一部份，我們到美國後的第一件事是向華府美國農部援外單位報到。海藻會議與報到日期很近，又經由歐洲到華府的旅費多出有限，馬院長同意給我出席海藻會議的經費。
我比直接赴美的同伴們早一星期離開台北往西飛，第一站是香港。在香港有一位僑生莫同學的父親接待，購大衣與相機各一件，有當地人協助，都順利完成。以下經過曼谷、Bombay、Karachi、Istanbul的機場，離開香港約一天半後到達西德Frankfurt am Main，由航空公司Pan Am招待過夜，換機抵達巴黎。當年，西德、法國、美國的簽證都可以在台北取得，但是，愛爾蘭則必要在像巴黎大城市的愛爾蘭使領館申請。簽證申請化兩天時間，其間參加觀光巴士旅遊，參觀第一次世界大戰簽和約地，上凱旋門頂瀏覽巴黎風光等。
愛爾蘭Galway城是當年由歐洲飛美洲的中途加油站，其機場與免稅商店規模之大，令我吃驚。但是，Galway城及其University College規模之小，也令我吃驚。一到郊外，所看到的是荒涼的泥碳地，沒有農耕與牧地可言；一早由旅社出門，看到婦女跪著洗刷地板，卻有不少男人在酒吧喝酒聊天；去銀行換錢時，和一位穿有補丁外套（並不是現在流行的補丁裝飾）的年輕行員聊天，他告訴我，一年一度到地中海陽光普照地方旅遊是他工作的最大報酬。這等所見所聞，讓我感慨；以台灣相當優越的農業條件與人民的辛勤，為何脫離殖民地統治辛苦經營十幾年，生活水準還遠不及歐洲西陲，農業條件與人民勞動意欲都不如台灣的愛爾蘭？辦理海藻學會的幹事是一位三十多歲的人，新婚不久；很高興我能遠路趕去參加，請我到他家裡吃飯。他們居住環境之佳，讓我非常羨慕，也加深了我對故鄉台灣的關懷。
我在Galway發表的研究結果，被Nature雜誌摘要報導，後來招到一些人來信討論，是意外的收穫。
自Galway到紐約，轉到華府之後，參加一些簡報，參觀Beltsville 的研究單位等而過了一星期，就坐上四天三夜的橫斷美國大陸火車。在Chicago車站會見廖述宗同學，在一望無際玉米田中行駛終日，鹽湖木造火車橋上看落日，在洛璣山脈中出入於山洞峽谷之後，進入加州平原，沿途看了封存不知其數海軍艦艇的軍港，到達了隔海遙望舊金山的Berkeley火車站。非常意外，Bodman教授在車站接我，先將我安頓在International House。美國援外總署化比飛機票貴得多的Pullman car票資，讓我們經驗橫斷美國大陸的火車旅行，假如其用意在於誇示美國國土之大，他們的確達到其目的。
B.
加大生化系的兩年
1. 預定進修一年的修課安排：我在加大的進修計畫書上寫：獲得在台大開授植物生化與酵素化學實驗兩課的能力為目的。研究生一個學期的最多學習學分是12。我的Graduate Advisor H. A. Barker教授考慮我的計畫是一年就要回台灣，所以特別同意註冊14學分，加上旁聽基礎生化第一學期3學分。他安排第一與第二學期各上一門實驗課「生化研究法」與「酵素化學實驗」，份量都很重，而可以說是系開課程的精華。第二學期生化課「代謝化學」要註冊，其他要選的課程都很符合我的進修目的，而兩學期註冊總學分超過博士班必修學分數。此外，為了獲得在加大優越研究室的工作經驗，請Hassid教授讓我做一個有關一種農幹菌蔗糖代謝物的小研究計畫，有時間就往他的研究室跑。
基礎生化第一學期旁聽之餘，所有考試都全程參加，任課老師Carpenter教授要送我一個A，我說學分已滿而辭退。Carpenter教授亦教生化研究法，以代謝產物的分離鑑定為主，又有吹玻璃實作物的交卷評分。我發揮了在台灣磨練的微量化學實驗技術，都能於最短時間內，用最少的材料做出正確結果；因在台期間已經有經驗，吹出來的玻璃器具也有模樣，獲得好評。
2. Graduate advisor 教的課外課：Barker教授給我安排的進修節目之精細，可以說無微不至。他認為加大生化系支援教學研究的行政管理制度很好，值得我參考，於是，幾個午休時間帶我去看系辦公室、器材藥品供應室、儀器維護室、溶劑管理、水電﹑瓦斯﹑壓縮空氣﹑乾冰供應、清潔、消防、空調設備等，不但是瞭解硬體，就各種表格與相關軟體也仔細說明。讓我最為感動的是，系裡老師研究計畫經費中可用於研究生獎學金的部份，全部統一使用；研究生要和那一位老師做論文，獲得自己選擇老師同意則可。所以，Hassid教授雖然學問好、名氣大、獲得研究經費多，但是他的研究室只有由世界各國來的博士後研究員，研究生無一；我問同學們為何，回答都是「他是好教授，但是歲高又有心臟病」，怕他不能照顧到完成論文，浪費前功。反之，新任助理教授雖然經費少，卻能有多位研究生，都是老教授們無私心胸所賜。
3. 對博士學位的挑戰：我們出國之前，馬保之院長說，假如進修努力，獲得有力推薦，他可以替我們尋求進修學位的機會。Barker老師說，台灣將來也會認定博士學位是大學教師的必備資格，贊成我繼續進修。他和Hassid教授兩位向華府，我向台北寫信，七月底華府來信告訴我同意延長一年。
加大的規定是先必要在學一年，通過兩門外語的考試才能申請資格考，資格考通過後必要註冊兩學期，也必要上一門以上由訪問教授開的暑期課，之後只有交論文。Barker老師說，完成兩年必須住校期(residence requirement)、課程與考試的要求，回去台灣做完論文交來亦可。但是我知道，在台灣做三年可能只有在加大的一年效率，更何況，儀器設備的條件遠遠不及。所以馬上訂定下列方針：a) 請Hassid老師同意以紫菜D與L型半乳糖之生合成問題為論文題目；b) 請在加大植物系進修的台大植物系同屆樊恭炬同學協助採取紫菜；c) 上兩門暑期課，一是MIT的Buchanan教授開的課堂課，另一是Harvard一位副教授開的有機分析實驗課；d) 上一門法文課，以應通過德文考試以後的第二門外文考試（雖然規定容許考中、日文，此兩語言都當作國語學習過，有欺騙感覺而放棄）；e)唸有機反應機轉，微生物生理等書，以應資格口試（Barker老師指定我要考無考試範圍限制的comprehensive type；其他同學都以自選研究計畫式的proposition type應考）。
1959年9月中，一通過資格考試，即自-20℃冷凍庫拿出以酒精固定的採自金門橋下的紫菜，開始實驗。策略是分離分析在代謝徑路中佔有不同地位的醣化合物，藉以推論應有的代謝化學過程。由同一批材料，劃分抽提核酸、低分子醣及聚醣，詳細分析，發現新的醣核酸GDP-L-galactose及一種環狀ADP（adenosine 3’,5’-pyrophosphate），並根據所有結果，推論floridosides (有異構物)及sulfated DL-galactan的生合成過程，寫就論文後不到十天，獲得三位論文指導委員批閱認可通過，得於1960年8月初踏上回國之路。
4. Berkeley生活的點滴：在Berkeley的兩年，尤其是第二年，是一生之內最為緊張忙碌的時段。為了省多一點錢以支應回國後的生活，第一年住在Bancroft Way上、一位祖籍日本的老人開的rooming house；第二年，為興建停車場而該rooming house被拆除，搬到Piedmont Avenue上 一位老太太經營的公寓。該公寓有一臥房一廚房兼餐廳。我姊夫的弟弟在Berkeley唸化工，有車開，每星期六帶無車開的我和羅銅壁先生去採購民生用品，另有一位和姊夫弟弟從台北一起來唸機械的同學同行。我每週一天的輕鬆節目是星期六晚上，當大廚和三個朋友在我的公寓聚餐，他們回去後，躺在床上看向房東太太借來的小說到有睡意為止。房東太太有一大書櫃的小說，會向我推薦名著，一年下來，大概看完了二十本。我租的房子無電話，老太太同意接我的電話；她走到院子，大聲喊「Mr. Su, telephone」的沙啞老聲，也是難忘之一。
5. Hassid教授：Hassid教授是俄國出生的猶太人，年輕時移民於耶路撒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英軍作戰，戰後獲得獎學金唸書，得Berkeley的植物生理學博士學位，也到過Edinburgh大學師事於醣化學大師Haworth。他和有機化學家Reuben，物理學家Kamen合作，以迴旋加速機生產的碳-11同位素進行光合成研究，鑑定了光合作用同化二氧化碳最初產物是一種羧酸 (carboxylic acid)，是1939-40年哄動一時的成就，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中斷，又Reuben因毒氣爆炸而死亡，此項工作戰後由Calvin重新組合團體，利用原子爐生產的碳-14進行，解明光合作用碳循環機轉，獲得諾貝爾獎是週知之事。
Hassid教授內向，不善於言詞，無後；在家裡招待門生時，兩夫妻一彈鋼琴一拉提琴娛客。我向他告別回國時，擁我流淚無語良久，情感之厚，實非尋常。他囑我介紹農化系畢業生到他的研究室；後來在他指導下完成學位的有林朝彥，當過博士後的有劉廷英與蔡昭明。
1964年國際生化聯盟在紐約舉辦國際生化大會，其中Hassid老師主辦一主題。他為了要我出席該會，叫我做他的summer post-doctor三個月，每個月給一千美元，另由生化大會補貼旅費五百。以此收入，我得以來回於台美之間，支付三個月生活費，幫忙Hassid老師自Stanley Hall搬到新建的生化館，並完成與Alan Elbein和林朝彥合作的一篇研究報告。研究室搬遷時，發現有一紙箱，內有一件實驗衣與一本老舊Life畫刊；我問如何處理，Hassid 老師一看那兩物件，驚嘆「Oh, poor Reuben」而流淚，然後講起他的old partner因毒氣爆炸去世的往事。那一本Life雜誌報導他們的光合成研究成果，封面是Reuben和他穿實驗衣的照片，他告訴我的不是他們輝煌研究成果，而是對他老友的懷念。
八、回國後到自己研究單位的建立
我是講師身份出國，回來時，申請升等時期已過，所以回到原職位，與幾位同時到台大的新聘新科博士都就任副教授不同。農復會與1959年成立的「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都不接受講師申請研究計畫。當時有於1951年和何老師做完碩士論文就出國，到南加州大學進修剛得博士學位的陳育民先生，回到生化研究室當副教授。我向何老師建議，向長科會提出我當打手、他當主持人的研究計畫，但被拒絕；他說他的合作對象是陳育民先生。何老師的這一態度，真叫我痛心。我相隨他八年，只離開二年，卻不如與他相處二年，離開已有九年的陳育民先生親近。更何況，由他們兩位的對話可以了解，九年來兩位都沒有通過音信。
我不得已，向同屆農藝系同學，已升等副教授的林正義先生求救，在他主持的稻田輪流灌溉研究計畫中，擔任水稻的生化分析工作。我以所得經費，私下做一些有關竹筍的實驗，並依照Hassid老師的建議，以竹筍實驗結果為基礎，向美國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出了三年研究計畫的申請而獲得通過。所以，自1962年開始，我有能力經營自立的研究單位。
回國後的兩年內，我收到美國John Hopkins大學新設的藥理生化系（廖述宗先生介紹）與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助理教授的聘任，以及就任聯合國糧農組織(FAO)駐巴西field officer的勸誘函。這等勸誘讓我心動，但是Hassid老師給我信說，如有研究經費，我應該有機會貫徹在台灣發展植物生化的初志；他另外去函NIH，請他們寄一套研究計畫申請書給我；這就是我能留在台灣一直奮鬥下去的機緣。
九、自立研究室經營的困難
在1960年代，我獲到NIH的計畫補助六年，另外，美國農部(USDA)的計畫補助四年（時間有重疊），總額以新台幣算約340萬，與當時長科會計畫相比，位數多一個。
NIH的計畫補助可以支薪水；獲得錢校長同意，我支領與長科會的獎補金同額的「部份薪水」。因越戰加激，NIH勸我不再向他們提計畫之後，國科會一直給我研究補助與最高額的獎補金，所以，自美國回來的頭二年，依靠留學期間節省下來的美金補貼薪水的不足之後到現在，雖然不富有，我的生活都沒有經濟上的困難發生過。
雖然有研究費，在使用上卻有不少問題。第一，NIH grant 以美金支票送來，政府財政機構認為錢的來源不合法，因為NIH不是公司，也不是美援機構。錢校長想出請NIH開支票給ABMAC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由ABMAC 採購器材或另外開支票，以ABMAC贈送台大的方式解決問題，因為ABMAC是政府財政機構認可的第二次大戰期間民間美援機構。第二，自美國採購器材，開出訂單、運送、通關、會計驗收、運到研究室要一年時間。一台自動記錄式分光光度計及超高速離心機，在基隆海關通關就化了一年，總共兩年才運到。所以，不穩定生化藥品不能購買，都要靠自己合成製備。
使用錢的問題解決了以後，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障礙。陳育民先生突然間失蹤不見；何老師探聽幾天才發現他已經不告而別，回到美國去。於是，何老師要求和我合作，並支付顧問費給他。我細查NIH規約書，找出雖然可以請顧問，同校人員不可支領報酬的條文給他看；他又要求高職畢業的兒子做計劃研究助理，因資格不符而未成。之後，何老師成為對我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因素。
有一年的春假連休，我和研究室同仁、同學，舉辦太平山康樂活動；何老師則招呼幾位同好打日以繼夜的麻將，因大腸癌不通便，深夜裡昏倒，被麻將同好們送到台大醫院，由許書劍教授開刀治療，我們從太平山回到台北時，已經轉到普通外科病房。回北聽到消息，我立刻去醫院探望；一進病房就聽到何師母說：「何老師病倒，你不但不理，卻帶研究室全部人員，避開到太平山玩樂，假如不是陳幼石、王西華他們及時送醫，何老師的一命早就沒有了」。何老師在床上精神相當不錯，但是聽何師母的責備也沒有插一句話。當時登太平山必要預辦「入山證」，不是說要去就去得；我們辦理此一活動，何老師也知道，而他發病在我們出發登山之後，卻被認為是故意避開。那一學期，因張為憲先生出國進修，何老師將一門三學分的生化課分成三班教，又另開一門三學分的課，一共12學分，三人的課程28小時以上由我一人擔任，弄得精疲力盡；何師母命我每個月要親自送何老師的薪水（加超時鐘點費）到她手上，但是，從未聽到「辛苦了」一類的話。1981年何老師去世，我受遺族委託處理後事，動員我研究室人力與資源以當。開弔當天一切辦理完成，交收到的奠儀及資料時，被孝男之一質問，為何有周百鍊先生簽名，卻無他的奠儀；當天我拍照了所有來賓的照片，改變沖洗以後才交給的原意，當場將所有底片交出，請他自行核對。
十、自植物生化到植物生物技術
我開始經營研究室(1962年)的同時，合聘於中央研究院：在植物所七年，建立植物生化組；當動物所籌備處主任與所長約十一年；任生化所籌備主任二年，屆退休年齡又不得不擔任其代所長三年。在中研院負起相當長時間行政工作之外，1964年開始，有很多機會擔任國際學術活動，因而於1980年代前半段，被借調兩年、休假一年共三年服務於國科會，擔任國際合作處長。這等經歷對我來說，完全是奉獻性服務。前面已經說過，1960年代的台灣有經費都不能有效使用，雖然逐年有所改進，到1980年代的後期，才有可以支持近代化研究的社會體制。所以，雖然提供奉獻性服務，犧牲掉相當大部份的時間與精力，對我個人危害程度還不很深。其間，我在台大的工作以教學改進為主；如將校本部各系各開的基礎生物化學教學統合為一、為農化博士班的設置而開新課程等，都是相當艱苦的工作。幸好，基礎生化的統合，獲得好友楊昭華教授（當時任化學系主任）全力合作而完成，後者因無農化同仁願意合作，只得一人承當；值得安慰的是，全國第一位國家農學博士宋賢一先生，出自我的研究室。
我能將全部力量挹注於台大的教學與研究，是於1985年自國科會歸建於台大以後。1980年，國科會舉辦了分子生物學研究技術的大型workshop，成為台灣基因研究的開端。歸建台大時的規畫是：1) 以放射性同位素追蹤實驗獲得結果為指標，研究稻米與甘藷塊根的澱粉代謝；稻米以蔗糖合成酶、甘藷以澱粉磷解酶為初期目標。2) 使用分子生物學研究技術以彌補蛋白質化學技術之不足，並進入基因功能的研究層次。3) 組合研究團體以提昇資源利用率，並加速研究進展。當時套裝試劑還不普遍，許多分子生物學研究用試劑要自己製備；研究生王愛玉、林祺財等都工作非常辛苦，葉開溫雖然借用中研院生醫所為實驗場所，生醫所提供的kit也不見得好用。第一步研究以基因選殖方法，獲得這等酵素蛋白質以及基因的結構，根據這等知識發展DNA及免疫鑑定工具，分析酵素蛋白質的植物體內分佈，又配合反義（antisense）基因之基因靜默法以解析基因功能。在此計畫的運作中，基因轉殖技術之引進特別重要故，做了相關的進修安排，卻因進修者失去對DNA實驗的興趣而計畫的推展失去平衡，比預定延遲兩年以上。於1999年退休時，雖然原訂目標未能完成，卻也得到運作分子生物學技術才能獲得的一些學術上成就；推動此一群體計畫而培育的第一代研究生，大都已經成長為大學教授；又得將研究室設備現代化，相信為農化系生化研究室開創了一個新局面，為迎接生物技術新世紀，建立了相當牢固基礎。
1999年12月，退休後九個月，完成教育部委託的私立大學訪視工作，著手適用於專科學校生化課本的撰寫工作不久，被勸接任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總召集人。此一計畫是由楊祥發院士規畫，於1998年成立，楊院士因健康原因辭職，我由諮議委員轉任總召集人。總召集人的責任與工作，有意想不到的重，現在能做到第三年，完全是依靠五十多年來在台灣學術界累積的經驗與大家的支持。但是，74歲的老人對年輕人講經驗是給他們做參考，不能做為對他們發號施令的依據。這是我一再想辭此一責任的理由之一。
十一、總回顧
台大提供我生活所依賴的職業，也讓我建立一生的事業，是我實現在1950年夏天「就業訓練班」論文比賽中，所表達幸福人生境界的地方。1946年進入台大大門到現在56年間，值得回憶的人與事實在太多，以一兩萬字篇幅編寫年譜或過於充裕，但是寫「口述歷史」性文章似乎嚴重不足，因其內容有多「講故事(story telling)」味道。雖然獲得編輯者同意，將篇幅由一萬五增加到兩萬字，也不得不刪除乘興之餘寫出的一些故事；為避免斷章取義之弊，本文內容涵蓋事項非常有限。
學校是師生相會地方，會產生師與師、師與生、生與生的交叉關係。我到滿七十歲退休時，只有出生直後六年與學校無關；我的生活圈幾乎完全由上面所說學校內三種人際交叉關係構成。人際關係難免產生感情好惡；我一向奉持「己之不欲勿施於人」古訓，特別是在師生關係處理上。在本文中提過一些前輩老師們「己之不欲」行為，是我當作「勿施於人」的模範，才敢寫出來供大家參考，並不含有不尊重師長之意。
世界大戰期間被日軍當作「不沉航空母艦」受難之後，台灣又一直在國共內戰影子之下，大家都生活辛苦，社會生態不正常，特別是在1960年以前大家貧窮的年代。留學之前，我親自看到聽到一些老師之間的不和鬥爭、黑函攻陷等作為，都不應該在全國最高學府出現的現象，而其中理由，以私利衝突最大。留學回校後，有兩家食品公司叫我私下給他們幫忙，我請他們透過學校正式管道辦理合作時，都被他們質問「別的老師可以私下做，你為何不可以」。我與台灣產業界的關係，限於台電、公賣局、台糖公司等公營事業的合作計畫，有不得已理由。
我對台大校方的回憶大都美好，但是也有少些意見，以下提出幾項，作為結語。因為離開實務已有三年，所言如不符現況，請原諒並予刪除。
第一，台大所開課程，有今年度教育部所提改進生物技術教學計畫相同的弊病，則訓練「技術員」的末端枝節課程多，提昇學術的基礎課程份量大都不足，而課程種類之多，實是世界少見， 應該要做根本改革。
第二，有一段時間，校內幾處同時大興土木，不但發生嚴重工程污染，每件工程都時停時做，拖過十年以上才完成者亦有，品質不良有目共睹。農化二館新建不久就被笑為海砂屋，同仁大都不願意自日人所建六十多年老三號館搬進新館，與同時段執行的台灣師大分部興建計畫的成果相比，深感遺憾。
第三，我認為大學的「超鐘點費」應該廢止。有多少學生要配多少老師是簡單的算數問題，老師不夠，增加名額即可。此一制度的存在，老師不足之外，亦有外務多而勢力大的老師不願多教為因。我也拿過超鐘點費，且經常超過四個鐘點以上，因而有過同事要求讓他報領溢出鐘點；以鐘點費當作主管控制下屬工具亦有所聞，讓我認為超鐘點費的存在，不但扭曲教師教學負擔公平性並降低教學水準，亦為敗壞風氣的誘因。
（本文為台大人叢書：1 「從帝大到台大」(2002)中，我與台大農化系一文的原稿）
